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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规律——科学性、人道——正义性、方便——效益性应是法律成为信仰对象的三要素。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这点要求，在我们下面要讲的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备案规定当中有更加的明确规定。

这种相对比较紊乱的文件以及规范等级秩序，也妨碍了党法体系化的进程。而这种一致性的保证，正是通过党内立法法的相关程序实现。我们不是为了体系化而体系化，而是要需求导向，有的放矢，要使得法规的建设与党的具体任务相匹配，不是人为地去制造所谓大规模、名目繁多的立法。我们知道目前的党内法规主要是由部门来提案，党员不能联名提案。2013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两部具有党内立法法之称的重要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

如果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要给出理由说明为什么。因为全部党的立法，最终的目的是保障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以上是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这在我们国家的人大立法、行政立法当中已经普遍运用。

第二个就是是否与宪法法律相一致。二是对法规备案和清理评估做出规定。1 比如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的转型研究，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与此理念所抵触的一些法规范，无论是在国家法层面，还是在党法层面，都会通过统一的审查制度、审查程序予以清理和排斥。

围绕解释权的条款，通常会规定在一部党内法规附则部分的最后一两条，说明本法规由什么机关负责解释，通常是有制定机关进行解释。摘要：2013年两部党内立法法的颁布回应了打造制度之笼的法治建设要求，更加明确了依法治党原则在法治国家体系内的地位。

发生不同位阶的规范效力冲突时，党内立法法建立了程序化的冲突解决机制。但是政党在组织国家方面，存在结构功能上的差异。然后在此基础上，基于党内先进性建设的要求以及党模范践行依法治国的要求，由党法确定更高义务标准，这就构成了党员与党组织必须遵守的第二重义务。立改废是法律体系自我融贯于完善的连续性过程。

这是新法与旧法之间的规范协调的问题。这时建立一种联动衔接的审查机制，就有利于更好地对规范内容本身进行审查，做出合理的处置。其次是条例，条例是对党的重要生活某一方面的完整规定。22引自《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4页。

强世功的中国宪法研究进路及相关结论引起了左翼学术力量的积极呼应，最新的讨论主要在强世功和美国学者白轲（Larry Catá Backer）之间展开，参见白轲：创建发展一套健全的中国宪政理论——强世功有关中国宪政形式主义与合法性问题的论述，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16 参见俞可平：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载《学习时报》2010年3月18日。

第二层次的具体原则包含但不限于：第一，规范效力一致性原则，这包含两个子原则：党法体系化原则。5 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在规划环节，要解决我们在一定时间里面要立什么法的问题，也就是要确立什么样的立法议题的问题，又可以区分为宏观的五年规划和中微观的年度计划。党内法规对内、对外进行双重调整，既作为党组织自身活动的依据，同时也作为党领导国家的依据，构成了党组织和党员义务的双重来源。第三是与中央党内法规相抵触的，也要撤销。（四）党法与国法备案审查的衔接联动机制在备案审查制度的规定里面，很醒目的或者很具有亮点性的，是规定党法与国法备案审查的衔接联动机制。15 参见张恒山：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载《学习时报》2013年12月2日。党内法规特指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

1923年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1931年制定了《中央巡视条例》。由于处于继续革命运动的特殊时期，这些规范与这个时期的国法体系的整体建设，缺乏体系化和规范性，制度建设的成果缺乏定向的经验性积累，而党法的建设也与国法之间缺乏协调性。

严格来讲，党章也属于中央党内法规，但是新条例所指的主要是党章之外以其他6种规范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央党内法规。第四就是是否与其它党内法规相冲突，这指的是新制定的一部党内法规，是否能够与之前的法规进行衔接。

但是这个同等效力必须要进行正确的理解。这表明较低层级的立法权是相对要具体化，要细化的，其主要任务是落实党的中央组织通过党章和准则以及条例所确立的关于党的政治生活全面性的规范和框架性的具体规范。

新条例认为法规指定的机关，就是法规的法定解释机关，而法规解释与法规具有同等效力。人民民主专政亦是对这一张力的结构性表达，但其实践取向更偏于一，引致颇多诟病，然其所指示之民主生活的内在难题依然存在。这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制定详细的党内法规的要求，已经表明党从早期单纯的纲领完善和组织建设，逐渐深入到行为规范的领域。民主立法原则就是要开门立法，要透明立法，立法过程当中，不仅要对各个部门开放，还要对普通党员开放，还要对群众开放，以使得党内法规建设，在议程早期就具有更加充分的党内以及民意基础。

比如在1921年，一大党纲《中国共产党纲领》确立了党的基本性质和奋斗目标。第二，历届主要领导人对于党内法规建设的法治取向具有认识上的一致性和实践上的连续性，这也是党内法规体系得以完善的重要政治保障。

第三个基本原则是宪法法律至上的原则。第二卷，1949—1978），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那么什么是党内立法的根本法呢？从党内法规体系来讲，就是党章。同时，党还进行了党内法规的清理与规范化的工作。

首先，准则仅次于党章，也是中央党内法规。（二）备案审查的要点备案审查的要点，总体上来看，在合法性审查部分与我们之前所讲的草案审核的标准是相同的。这一定位的规范依据是宪法上规定的党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内法规既然规定的是党组织怎么活动，这些法规的条文就必须保证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因而在效力上低于宪法和法律。在法治国家的初步经验和社会运动的压力作用之下，党的法治转型问题及其思路逐步在党内获得正式回应与表达。

对于公众参与的制度程序及其效力保障机制，也不够完善。党的中央组织根据党章规定，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内立法法 依法治党 法治国家 法律体系 备案审查 。缺乏与国法体系相协调一致的党法体系，不仅党的自身治理无法规范化和程序化，国法体系在既定宪政架构下亦不可能自足而有效发展。

这种双重交叠的规范系统，就构成了党的执政权行使的规范框架。不符合条件的怎么办呢？审查机关可以建议制定机关自行纠正，逾期不纠正，由中央办公厅提出纠正或者撤销的建议，报经中央决定，一旦中央决定下来，就可以直接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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